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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煤1946年主持的“暹罗华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义和影响

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之前,暹罗有历时两年多的短暂民主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暹罗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公开活动。此时,暹罗华侨社会的民主进步力量也公开进行活动。抗日时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中文《真话报》(周刊)公开出版;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文进步报纸《全民报》(日报)创刊;专营进步书籍报刊的“大众书店”正式营业;自一九三九年被全部封闭的暹罗全境华文学校纷纷复办,华侨进步民主势力的华侨教育协会创办了中文的南洋中学;中国民主同盟暹罗支部成立,“民盟”创办的《曼谷商报》(日报)和《民主新闻》正式出版;上海、香港的进步电影和苏联影片在曼谷的电影院正式放映……,暹罗华侨社会进步民主的文化教育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此时,在中国大陆,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在重庆签署的“双十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顾人民死活,挑动内战,大批进步民主人士纷纷避难于香港或到东南亚各国。香港成为南中国进步民主文化人的活动中心,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暹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人文化也相应活跃起来,成为这个南中国进步民主文化中心的外围。
   到暹罗的中国进步民主文化人的数量相当多,而当时蓬勃发展的暹华文化教育事业也亟需这样的人才。他们当中一些人进华文报刊社从事新闻事业,有的人则进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这些人员中有不少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成为文艺作者。这些文艺作者有的在中国大陆时就已是经常写作的。那个时候,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极少有专业作者,因为靠稿费是难以度日的,所以多数是业余作者。
   暹罗华侨社会称这些刚从中国大陆或香港移居暹罗的作者为“新唐作者”。
   当时暹华文艺作者的状况是:相对于本土的华文作者,“新唐作者”的人数更多些,力量也更强些,写作水平比本土的华文作者高。因为暹罗的华校在一九三九年之前基本上是小学,只是在曼谷几间学校有少量的初中班和个别的不规范的高中班。到一九三九年所有的华校被銮披汶政府封闭。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这六、七年间,暹罗因华文教育空白而造成华侨社会的文化断层,使得整个暹罗华侨社会华文程度不高,文艺作者自然就更少了。
   从大陆新到暹罗的文艺作者(“新唐作者”)由于不熟悉当地侨社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写祖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和百姓生活状况,这对华侨了解祖国的情况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因为不熟悉,所以作品很少反映当地侨社的生活,更未能反映暹罗华侨的抗日救亡斗争的坚毅精神,因而不能满足当地华侨读者的要求。在文学艺术方面,“二战”后,暹罗的几家华文日报虽有副刊,但都是综合性的,进步报纸中,《真话报》是周报,而且是四开版面,综合性副刊的篇幅也很有限;《全民报》虽是日报,对开版面,但副刊也是综合性的。《曼谷商报》是侧重经济新闻的,副刊也侧重经济类的文章。这样,所有华文日报多没有专门的文艺副刊,不能满足读者的文艺要求,特别是不能满足青年读者的文艺要求,因而在暹华文坛上引起一场争论,有人干脆把反映“此时此地”和“面向祖国”的文艺创作隔裂开来。
   报纸的情况如此,杂志的情况又如何?拉拉杂杂的“杂志”有一些,但绝大多数是内容平庸的刊物,还有一些趣味低级的杂志,那不是进步民主青年所愿意阅读的。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创刊的《光明周刊》,它是华侨进步民主力量创办的杂志,主办人马家郎(笔名胡笳。他的杂文在当年的读者中影响很大,有《无花的玫瑰》结集出版),编辑部成员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下刊物《夜灯》社骨干,主要负责人为杨白冰,注册总编辑为孙慕萍,杂志主要反映华侨爱国民主要求,是一份含政治、经济、文艺的综合性杂志,很受广大爱国进步华侨读者的喜爱。
   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报导和文章,公开发行的《全民报》、《真话报》、《曼谷商报》、《民主新闻》已可充分发表,因而《光明周刊》不久便改为《光明》文艺半月刊,成为专门的文艺杂志,主编是卢煤。
   卢煤,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就受家乡及潮汕地区革命风潮的影响,在进步老师的指点下阅读许多革命文艺作品,读初中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会》,学生时期就开始写诗、写短篇小说。一九三八年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后,卢煤奉党组织之命在潮阳县任小学校长,并积极从事业余写作,给几家当地报纸的副刊写了许多激发民众抗日救国热情的文章。一九四五年春,卢煤参加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在第三中队任文化教员。经他倡议,在游击队党代表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军中文艺》杂志 (油印本)。一九四五年六月,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游击队韩江纵队。同年九月,卢煤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到《正报》筹办处工作,不久调《华商报》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转赴暹罗,九月他在参加曼谷文艺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第二天,未曾蒙面的马家郎便根据卢煤几篇被刊用的文稿约请他到网銮见面,邀请他接任孙慕萍主编工作,卢煤为了编《光明》有个案头方便工作,就到吞府哒叻蒲逸仙小学当了个教导主任,这样《光明》文艺半月刊的主编便落到这个“新唐”文学青年身上。
   卢煤担任《光明》文艺半月刊的主编后,广泛深了解当时暹华文艺界状况,他以文艺作者的敏锐感和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经验,针对当时暹华文坛旷日持久争论不休的笔战,认为很有必要召开一次座谈会,探讨暹华文艺创作的方向和任务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卢煤以《光明》文艺半月刊主编(笔名辛芷)的身份,邀请几位作者在他所任教的逸仙小学参加座谈会。被邀请参加的人都是当时暹华文艺界的佼佼者,他们是;章扬(即卓扬,时任《真话报》总编辑)、米军(即林紫,马来西亚著名华裔诗人,卢煤的老战友,此时他在大陆受通缉,要到马来西亚去,在曼谷作短暂停留)、徐文(即陈迅之,杂文作家,时任卢煤执教的逸仙学校校长)、周艾黎(一九四六年夏从大陆到暹罗的文艺作者,诗人,散文作家)、林坚文(一九四六年六月到暹罗,历史小品及小说作家)、张锋(卓扬的朋友,文艺作者,参加这次座谈会唯一的“老唐”作者)一共七人。其中周艾黎、林坚文是从大城华校回来的,同林紫一起,打地铺挤住在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高脚栉仔厝里。会议由卢煤主持。开头,卢煤请大家给《光明》文艺半月刊提出意见,接着主要是讨论当前暹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卢煤提出当前暹华文艺这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暹华文艺界的实际,可见他对座谈会的目的非常明确,而且是胸有成竹的。
   会上,章扬提出当前暹华文艺创作应该注意“地方性”,要“反映现实”,“注意适合青年的一般兴趣”。米军提出要“表现南洋”。许文进一步提出,“要强调‘反映南洋’是当前暹华文艺工作的重要课题”,还要“报道过去暹华抗日斗争的现实”,并“以报告文学的体裁来报导‘山巴动态’”。章扬进一步补充说,“关于现实性地方性,大家都有共同感觉,这不仅是《光明》,整个暹华文坛都是一样,这说明现在暹华的文坛还应该培养地方干部,去反映地方性动态,表现过去抗日斗争的事实。”
   卢煤在这个座谈会上有几次发言,他指出:“在这么一切尚待开手的文坛,提出表现地方性、现实性,也是给初学写作者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在谈到文艺作品的口号性问题时,他说:“那主要是初学写作的人没有把文艺和理论、理论和艺术的差别认识清楚。理论是从现实社会中抓出它的规律,口号却是从这规律中的某一阶段指出奋斗的目标和方向,而现实是理论表现得最细腻生动的东西,文艺作品就是从这最生动而具体的东西刻划出来的。所以文艺工作者在他写作时最好是不把口号或理论的解释当作文艺作品。理论是有最扼要最有明确的结论的,可是文艺的结论,是读者看了你所表现的作品而刺激起他脑子里引申出来的东西”。卢煤还指出:“从文艺写作的通俗化这方面说,是相当迫切的。刚才艾黎兄说过,祖国的文化跟这边形成了长期的脱节,通俗化才能适应程度不高的读者,但从这里面中,暹华的口语和祖国又有许多由于交通和地理上的差别,于是我们更应吸收暹华民众口语,来充实暹华文艺的大众化”。在座谈会将结束时卢煤提出:“我们希望新年的暹华文艺能够在它本身上加以改造,文艺工作者应当以当地的文化水平为基准,深现实,把所调查研究的东西反映到文艺上来”。
   这次座谈会由林坚文做记录。座谈会结束后,由林坚文加以整理,用“何谓”为笔名,以《献给一九四七年暹华文艺界关于文艺工作诸问题(集体讨论)》为题,作为首篇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新四号(总第五十四期)“光明”文艺半月刊上。全篇用了三个小标题:“大家对《光明》有什么意见吗?”、“暹华的文艺工作问题”、“关于文艺工作者修养问题”。
   一九四八年元旦前夕,卢煤还专门找到刚从山巴来在《中原报》工作的老友张海鸥,谈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写下了题为《暹华文坛向何处去》的长文,由张海鸥署名“张海”,发表在《中原报》元旦特刊,和暹罗华文报记者协会新年特刊上。卢煤在文中对“表现南洋”和“面向祖国”的论争作了总结。文中说道:“后来有一些人……硬把‘此时此地’和‘面向祖国’分开来,经过论争之后,才承认‘我们过去是错误的,是过分强调了小市民……’,同时承认,从现实主义出发,‘此时此地’的思想,‘正是与祖国的解放斗争的思想相连贯和合拍的……这有什么可割裂的地方呢!’”,文中卢煤还针对当时文坛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见解。
   卢煤主持的这次座谈会,以及它在《光明》文艺半月刊和其它华文报刊上广泛刊载的文章,对暹华文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从参加会议的人员看,他们有的是当时暹罗主要华文刊物的总编或主编,有的是知名的诗人、作家,在暹华文坛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对当前暹华文艺工作发表的意见,必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座谈会的文章发表后,旷日持久、争论不休的论争即趋停息,文章所阐述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并在此后的文艺工作实践中产生指导的作用。
   卢煤本人,就是一位努力实践“表现南洋”、“反映南洋”的多产作者。他在暹罗虽只居住了三年多时间便回到祖国参加新的战斗,但他在暹罗期间,除了辗转执教几间学校,当好教师当好校长之外,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作,而且收获颇丰;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培养青年作者,在他主办《光明》期间,坚持保留“萤火”栏目,为习作者辅导文字。在他年届八十二(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随笔六十年》一书里,暹罗时期作品就占了全书近一半。他在该书《自序》中说:“当时暹华报刊很多家,除了反动的一两家之外,其余几乎都有我不同笔名的作品”(卢煤于二OOO年十月二十二日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第二,座谈会从当时暹华文艺界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文艺工作必须注重地方性、现实性、“表现南洋”、“反映南洋”,重视通俗化,重视暹华大众口语、大众化,努力培养本土作者等观点,明确提出了当时暹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这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对暹华的文艺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对当时在暹华社会起进步民主旗帜作用的《全民报》的副刊办刊方针也影响深远。后来,《全民报》就成立了副刊科,由林青主持,还设立文艺专刊,培养文艺作家,颇有成绩。周艾黎从一九四八年先后在《曼谷商报》、《全民报》任文艺副刊主编,在实践中大力贯彻座谈会的精神,成绩卓著。
   第三,座谈会精神的影响,还可从一九五二年《全民报》被迫停刊以后《半岛文艺》半月刊和《华侨新语》半月刊(以上为泰国侨社进步文艺杂志)作者们的优秀作品中得到突出的反映。
   座谈会后六七年,暹华文艺硕果累累。
   《半岛文艺》的主要创办人是林青(陈仃),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创刊于曼谷,注册总编辑兼督印人为张日和,主编林青,助编陈高群。林青原来在《全民报》主持副刊科工作,主编文艺副刊,他创办、主编《半岛文艺》,刊物着重刊登反映当地华侨生活文艺作品,也介绍泰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刊物共出版三十六期,直到一九五五年停刊。发表在《半岛文艺》上的作品,质量都比较高。其中,连载的两篇长篇小说《座山成之家》(作者谭真,原名许业信)和《三聘姑娘》(作者陈仃,即林青),都是反映泰国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堪称这一时期泰国华侨文学作品的代表作。(此前谭真在《全民报》文艺副刊“全民公园”上发表过连载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座山成之家》是它的续篇。)
   这一时期还有一份兼具学术性、文艺性的《华侨新语》半月刊,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创刊于曼谷,总编辑兼督印人初为方虹崖,后为马逢强,主编为许征鸿(历任多种华文报编辑)。该刊侧重反映泰国及泰国华侨社会问题,兼刊文艺性作品,有评论、特写、杂感、掌故、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漫画等,并以多种文艺形式描写古今华侨生活动态,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它刊登的文艺作品,以长篇小说《嚼荖叶的绅士》最吸引读者。该刊的撰稿者都是泰华文化界的资深报人,如方修畅、姚万达、陈楚苹、王林伟、徐平(《全民报》最后一位执行总编辑)、王德海(王夫,《全民报》最后的副总编辑,他与徐平在泰国警方最后一次到《全民报》社搜捕时没有被捕获)。《华侨新语》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停刊,共出十二期。
   以上这些实践所取得的成绩,证实了一九四六年这个座谈会提出的“地方性”、“反映现实”、“表现南洋”、“反映南洋”的文艺创作方向和任务的正确性。
   第四,在一九五五年《半岛文艺》停刊以后,暹华文艺界一代新人一样不断涌现。这些新人,绝大部份是当年进步报刊所培养的作者,他们经过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前期的培养、磨练和积累,沿着“表现南洋”、“反映南洋”、“面向侨社”、“表现侨社”、“服务侨社”的正确方向,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涌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创作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在这样的基础上,终于诞生了泰国华人作家协会。
   泰国华侨文艺,随着泰国华人社会的变迁,现在已以泰国华人文艺为主体了。它是华文文艺,根是中华文化,是主流发展方向,直到今天,依然“面向华人社会”、“表现华人社会”、“服务华人社会”。
   回顾六十多年前卢煤先生主持的暹华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这次座谈会所确定的暹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追溯六十多年来暹华文艺工作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六十多年前的这次座谈会在暹华文艺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卢煤先生对暹华文艺工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2010年8月

  (作者系泰国归侨,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会员)

Last modified on Thursday, 18 August 2011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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