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在繁忙中前来出席研讨会，尤其谢谢远道而来的嘉宾们。从泰国赶来的曾心先生发起编选《吕进诗学隽语》，又张罗泰国版、中国大陆版和中国台湾版的发行，连大家手里的书也是他买来赠送的，曾心真是真心。人生中能够遇到几位这样的同怀是一种幸福。友谊是能够净化人生的。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包括诗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问题。
当下中国的基本画图是：经济发展，文化贫穷，思想干枯。物质和精神的失衡造成整个社会人文情怀的失落。
钱学森去世前提出为什幺没有出现大师，钱学森之问使我们警醒。
时代需要大师。
国外有评论说：“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到了最混乱的时候”。学术评价当然应当使用学术标准，即衡量学术水平的绝对质和相对质；有一个科学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评价体系和严密的符合学术性质的操作规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评价标准却常常发生异化，掺入了大量非学术因素。学术评价一旦被心术不正的学术管理机构所把持和垄断，成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属品，其后果极其严重──它会从根本上摧毁我国的学术队伍和学术事业。我们以后怎幺向后人交待？
这样的状况下还出得了大师吗？
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我们现在还多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符合人文科学规律的管理模式，我们采用的是理工科的管理模式。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均有别于理工科。人文科学是主观性、个别性很强的科学，而理工科是主客体界限分明的科学；人文科学是个体劳动为主的科学，而自然科学是集体为主、大兵团作业的科学；人文科学致力于提升人的内在世界，回答“应该怎样”，而自然科学寻求的是发现外部世界，问答“本来怎样”。
所以，人文知识分子是很不好当的，怀才如同怀孕。
客观化、刻板化、资料化、一统化的管理下还出得了人文大师吗？
中国现在不缺钱，也不缺人，缺的是人文情怀。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打造人文情怀。我们要介入当下的改革大业，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兴趣与能力，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对社会的一切进行“诗意的裁判”，充当时代的良心，找回在市场经济下失落的人文梦想。我们要有所坚守。学问不是评出来的，跑出来的，吹出来的，捧出来的。学问是做出来的。做学问要的是对世俗功名超然的心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对于人文学者，做学问首先要求通，排开浮躁，脚踏实地地静心地读书。先通而后变，在前人的肩膀上做出自己的新的推进。“半百成名”是中国人文学者的正常现象，不要太在意一时的现世功利。就像晚清著名画家吴昌硕说的那样：“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
生命不仅仅是生存。生命不但有生存的长度，更要有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复杂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改革与混乱共生，崇高与卑鄙并存，廉洁与腐败同在。要清醒地守住人生的纯洁，高贵地守住人文学术的尊严，介入当下的造梦大业，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兴趣与胆识。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对社会的一切进行“诗意的裁判”，充当民族的裁判员，尽自己所能，推动历史的前进。我想，这也是当下中国对我们的期待吧!
我自己的信条是：“双鬓近年飞雪，寸心至死如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