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isinoliterature.com

但对于我，那可是梦魂牵绕的家园。记得在大学读书时，一到寒暑假，就迫不及待地往家跑，只有回到那片土地，回到亲人朋友们中间，我才有主人的感觉，而求学之地，只是驿站而已。后来到北京工作，一晃四十多年，应该算半个北京人了，但我总觉得自已是客居京华的干安人，甚至乡音、生活习惯，都没有多大改变。
有时，我自已都纳闷：故乡早己没有亲人，老师半为鬼，同学也风流云散，大街小巷，没有几个认识的人，况且这许多年，国内国外，名山大川，也看过不少，老家究竟还有什么奔头呢？乡情为何没有被岁月剥蚀，反而愈发炽烈浓郁？我说不出来，但一提起故乡，我就兴奋，思念就油然而生。
思来想去，我终于明白，故乡，是根，是人生的起点，是藕断丝连的牵挂，是与生俱来的情感。她就像生我养我的母亲，不管她穷富、胖瘦、美丑、高贵还是粗俗，永远与我血肉相连。
妻子是1975年，我们结婚时去过一次。那时交通不便，换了好几次车，路上整整用了两天。春节前后，冰天雪地，妻子是南方人，不习惯，感冒发烧，病了好几天。谈及干安印象，她说与她去陕北插队时去的那个小县城一样落后凄凉。
但如今，亁安变了，不要说妻子，就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座四四方方、横平竖直、规整如棋盘的小城，楼房林立，柏油路平整宽阔。城内有出租车，招手就来。公路四通八达，到乡镇或邻县、省城，都很方便。有直达北京的快车，半天可到北京。县城扩大了好几倍，环城路已修到三环。县里有公园、体育馆、体育场、剧院、陈列古动物化石的博物馆、综合性文艺季刊《大布苏》……
菜市场里，肉蛋鱼虾，各地时令水果，琳琅满目。本地岀产的瓜果蔬菜，当天摘当天卖，价格仅是北京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夜市很热闹，很多人吃串烧、海鲜。我们那时候，不要说海鲜，连河鲜也没听说过。干安没河，不岀鱼虾鳖蟹，只有过大年（春节），才有卖冻鱼的。房价也便宜，最好的房子才1500或2000元一平米。我的同学，有的当干部，有的当老师，都已退休，每月退休金3、4千元。他们或含饴弄孙，或写字画画，或抚花弄草，或唱歌跳舞，生活安逸，颐养天年。北京的物价高，房价更是贵得令人目眩，我的退休金，虽比他们高些，但实际生活水平，没有他们好。
干安地下石油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为3亿吨，近期可开采1.5亿吨。天然气储量为500亿立方米。大布苏湖碳酸纳、氯化纳、硫酸纳储量百万吨以上。干安又地处松辽平原黄金玉米带，是国家商品粮基地。这几年，工业农业，齐头并进，发展很快，经济增长名列全省第三……
我的母校第二小学与第一中学，校门高大气派，校园开阔，白色教学楼宽敞明亮，操场上有大型不锈钢雕塑，与北京的名校相比，硬件毫不逊色。
记得当年，我家住在小城的东南角，而中学在北门外，我每天上学，都要穿过大半个县城。那时县城里只有一座小楼，在东门里，是县银行，其余全是平房，而且大多是土房。大街小巷，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没有电，家家都是冒黑烟的煤油灯。如果熬夜读书，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个鼻孔全是黑的，不知吸进了多少油烟。天一黑，整个县城漆黑一团。我上小学时，县里才建了发电厂，有了电灯。
学校都是土坯房，黄泥院墙。隆冬时节，没有暖气，同学们轮流值日，一大早顶着风雪，去学校，抱柴禾，生炉子。烧到上课时，窗户玻璃上的霜开始溶化，写字才不冻手。干安一中建新校舍时，资金不足，全校一千多师生，去窑厂背砖。砖很重，又要走十来里路，高年级同学用扁担挑，用车拉，低年级同学或背或扛，风一吹，砖沫横飞，个个变成了“赤发鬼刘塘”。浩浩荡荡的运砖大军，多次漫流县城，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当年干安一中那一排排漂亮的红砖瓦房，是全校师生，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自力更生建起来的。
1958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满街满墙用红油漆写的大标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除四害，讲卫生，田增产，人增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各行各业，都高喊超英赶美。英国美国啥样，没人知道，反正要超过它，赶过它，比它还要好。
小学校也不例外。我们班一下子成立了两个工厂：一个木工厂，一个炮仗厂。我是学生干部，老师叫我当木工厂厂长，带几个同学，找几个旧木箱，拆了，把木板刨平，锯好，做装广播喇叭的小木箱。我刨过几片木板，而且在拆箱子时，不小心踩在钉子上，脚板穿了个洞，发炎化脓，至今脚上还有个大疤拉。那个广播喇叭箱，是心灵手巧的杨老师做的，正面是个五角星，刷红漆，很好看。其实我想当炮仗厂厂长，自己做炮仗，天天放，多来劲！我羡慕他们，隔三岔五就去看看。可惜他们造的炮仗，全是哑吧，点着了，只冒黑烟，连个火星都少见，更别说响了。一个小学，几百个拖着大鼻涕的小破孩，一夜之间全都成了精，像变戏法似的，鼓捣出几十个工厂，什么都敢造。幸亏当时不知道原子弹，如果知道，非鼓捣出几个，试试不可。这些工厂，都是吹出来的肥皂泡，开完现场会，就烟消云散，不知所终。
学校有几垧地，是农业课的试验田，每年由老师领着学生，种些玉米蔬菜，学一点农业知识。上面号召深翻，学校也跟着翻。黑油油的好地，从中挑开一人深的沟，之后同学们照这个深度向两边挖，结果黑土翻到底下，黄土翻到上面。我们以为越深越好，明年种上胡萝卜，肯定能长一人高。结果笫二年，种什么也不长，连野草都瘦瘦的，半死不活。老农说，把熟土肥土都弄底下去了，长个屁！
最热闹的，是大炼钢铁。老师们在学校操场砌高炉，我们高年级学生负责捡柴火收集废铁。白天干不完，挑灯夜战，大家七手八脚，把砸碎的旧铁锅、生锈的镰刀头、破锄板扔到炉子里，架上柴草、劈柴柈子、煤，点着，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小县城的人，谁也没见过高炉，不知道怎么炼，但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大炼钢铁夺高产。其实，听着挺复杂，干起来很简单，就是把铁烧红，粘成一个铁疙瘩，之后敲锣打鼓去县委报喜，说是出钢了。最高兴的是我们这群什么也不懂的半大小子，不用上课，晚上不回家，个个如脱缰野马，撒着欢儿玩，天天过年般热闹……
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白菜半人高，萝卜大如海碗，全扔在地里，冻成了冰坨子。不是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吗？咱都上桥了，眼瞅着就到天天大鱼大肉的天堂了，还要这些干什么。一些老人痛心疾首，说这是败家呀，那有这样过日子的，什么主义也架不住这么糟塌！果不其然，从第二年开始，就挨饿，个个面黄肌瘦，无精打采，连体育课都取消了。幸亏我们是农业县，地广人稀，没有饿死的。
我上高中，是一九六二年，国家从天灾人祸的阴影中渐次走出，相对平静，学校、社会秩序井然，世风良好，有一种向上的朝气。
记得那年高中很难考，全县八个初中毕业班，只收两个高中班，而且都是标准班，每班仅四十五人。印象中，那次考试只认分数不认人，更没有走后门之说，连一中校长的儿子刘义、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好友，也因分数不够，没考上，上了中专。
我高一的班主任是崔景胜老师。他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我们语文课。高一的寒假语文作业，主要是作文。我心血来潮，写了十几篇，厚厚的一本，大约有两万来字，开学时交了上去。一般来说，寒暑假作业老师并不细看，写个阅字也就完了。但崔老师看得很仔细，评语用四百字的稿纸，整整写了十六页，分析文章的长短得失。回忆起来，评论我文章的第一人，是崔老师，他的鼓励和赏识，对我走上文学道路有很大影响。
高二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张文喜老师。他上课从不带教案和教科书，上台就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枯燥的历史年代、人物事件，他讲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有滋有味，如在眼前。他几乎不在黑板上写字，而喜欢画圈。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大圈套小圈，乱成一团，成了天书。他讲的内容虽然很多，但并不要求同学全记，在下课前五分钟，他会把这节课的重点归纳总结，告诉大家记住这些就行了。我很喜欢上张老师的历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而且不用复习，就能得高分。
在当时学的世界现代史中，有一些基本观点与发表的“九评”（1961年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陆续发表了驳斥苏共公开信的九篇文章）相悖，而世界现代史又是文史科高考的重要内容，考场上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疑惑中，我把世界现代史与“九评”对不上茬的观点列了一个表，并附信寄给了出版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事隔许久，终于有了回音，世界现代史部分不列为高考内容。复信我没看到，是张老师告诉我的，但他的眼神中有不满之色，可能是责怪我这么大的事，也不跟老师商量，直接捅了出去，太鲁莽了！很显然，世界现代史考与不考，不是一个出版社能够决定的，肯定惊动了不少大人物。那个年代，一句话、一封信就可能毁了前程丧了小命，而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头脑一热就捅了出去。幸亏命运对我宽容，才算没有惹出事端。如今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高三的班主任是张灿全老师，也是师大中文系毕业。他多才多艺，教书、写文章、拉小提琴、组织文艺活动，都是把好手。他导演的话剧《抓壮丁》，在县、地区文艺会演中均获一等奖，演出水平(演员均为干安一中的老师)绝对不在省级专业剧团之下。他指挥的我校合唱团，在小城红极一时。指挥到忘情处，他手中的指挥棒常常不翼而飞。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又面红耳赤。那是一九六五年春天，县里举办歌咏比赛，我们一中参赛节目是诗歌联唱，高中部几百名学生全部参加，让我与女同学刘明琴朗诵歌与歌中间的联结词。朗诵词是语文教研室素有湖南才子之称的王奇之老师写的，但我认为缺乏激情和气魄，也没和谁商量，就自做主张修改一番，之后抄了一份给刘明琴说，照这个背。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我校获得了一等奖，皆大欢喜，我也就忘了这件事。
若干年后，一位校友来北京时对我说：“王老师说你胆子够大的，把他写的朗诵词全改了。演出时，他站在后台，怕你们紧张忘词，准备给你们提词，结果一听，根本不是他写的原词了。他为你捏着一把汗，因为他写的朗诵词是经领导审阅的，而你写了些什么他根本不知道，闹出点政治问题可是大麻烦。幸好演出成功，大家欢喜若狂，没有人注意朗诵词。王老师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你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说你的朗诵词写得还行，只是太冒失。那年月，发表一篇小文章，报社都要来函调查一番作者的政治面貌，你怎么敢不经领导审阅就在几千人面前朗诵? 其实，你错怪了王老师。当年，他是戴帽右派，处境艰难，动辄得咎，命题作文，只能照葫芦画瓢，写些四平八稳的文字，以保平安。激昂慷慨，文采飞扬，他敢吗？”
我当时就傻了，深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自以为是、目无师长、僭妄无礼感到不安和愧疚，想找机会登门叩拜，负荆请罪，感谢他的宽容、爱护，但一打听，王老师早已调回故乡，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我不死心，经多方查询，终于找到了他在湖南吉首的电话，向他道了歉，才算了却一桩心事。
干安一中校风好，教学质量高，是所好学校，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的好学生，但在极左思潮风行的年代，也摧残扭曲了一批人才。一九六五年高考时，干安一中升学率很高，但有几名尖子生落榜。根据他们平素的成绩，进入重点大学没有问题，但因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学校岀具了“该生不宜录取”的鉴定，没有一个进入高等学府。这些人中，就有几个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比如任希录，我们同学12年，他文理科都拔尖，却名落孙山，精神几乎崩溃，文革后当了高级教师，县政协委员，后半生还不错。蓝青林是理科尖子，数理化课难题，谁也答不上时，老师叫他，他眨巴眨巴眼睛，一答准对。他先当修路工，后升为交通局长。听说他到工地看两眼，就能算岀需要多少土方砂石沥青，外号叫神眼……
站在一中的校园里，回忆那些凝结着岁月甘甜与苦涩的往事，望着那些与我们当年一样朝气蓬勃的孩子，我相信，他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